李艳已经想好了回去要做的事：在晴朗的某一天，和儿子下午三点开始爬长城，下午五点登顶，眼前一片落日余晖，洒在伫立千年的古城墙上。台词也想好了：人生就像爬长城，咬住牙一步一登高，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——来武汉，同样如此。
对于专攻呼吸系统疾病，又在ICU工作的李艳而言，驰援一线的机会，像是为她“量身打造”的。

无法预测的病情

新冠肺炎相关新闻在电视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时，李艳开始对家人“吹风”——我跑不了的。
得知北京决定向武汉派出医疗队，李艳毫不惊讶，驰援一线的机会，像是为她“量身打造”一般。李艳是北京宣武医院呼吸科医生，专攻呼吸系统疾病，又在ICU工作，救惯了重症病人；科里其他人都有更重的家庭负担，有的正处于哺乳期，有的要照顾卧床老人，李艳家中老人不多，孩子又在寄宿学校，不需要太多牵挂。
促使她举手报名的，还有一点特殊的情怀。2003年，她曾参与抗击非典，在高年资大夫的“传帮带”下在一线救人，有前辈们的指点和照应，她并没有特别恐惧。17年后，新疫情来势汹汹，她觉得自己要向前一步，为年轻同事挡一点风雨。
1月27日，李艳领队抵达武汉，战况比她预料的更加虐心。
在ICU从医多年，目睹死亡，对李艳来说是一件寻常事。新冠肺炎并非绝症，大部分人可以治愈出院，但沉重的疫情，带来另一个层面的压抑，医生要面对的不单是个体的疾病，还有家庭与社会的苦痛。
她无法像预测ICU患者那样预测新冠感染者的病情。有的患者上一秒还在跟家人通话，下一秒就危重离世。她找不到家属，不能提醒他们准备后事、不能安慰他们接受悲伤，有的感染者全家人都被隔离，一纸死亡告知书，无人可以签字。
有时，她觉得无力。早期，武汉还处于“人等床”的状态，有患者问她，自己不发烧了，能否将床位让给家人。也有患者提出，能否提前出院，因为爱人也被感染，孩子无人照料。
她能做的就是埋头干活，努力救人。每次从隔离区离开，李艳告诉自己，时间会缓解这些沉重的情绪。她尝试通过对比来化解悲伤，她曾听舅舅讲起当年支援唐山大地震的经历——大学生们开着铲车去清理现场，看到倒塌的房屋下全是遗体，一具具辨不清姓甚名谁。现在，她在一线救援、和死神抢人，至少能看着患者好转、出院，让自己无憾。

△李艳在隔离病房工作

男主内、女主外的家庭模式

李艳奔赴一线，照顾孩子的任务一如既往交给了她的丈夫。丈夫开玩笑说，去武汉这个最危险的地方，她的脑子里能绷上一根弦，会比在北京更安全。
有了后盾，李艳走得很潇洒。这是一段非典型的爱情——17年前的SARS时期，李艳住在酒店，酒店外拉起警戒线，有卫兵把守，禁止随意进出，当时还是男友的丈夫把她叫出来，一个巨大的包裹隔着警戒线砰地扔在她的面前，里面放满了她的衣服和喜欢的食物。
在一起多年，两人都习惯了李艳的工作性质。李艳在ICU守着危重的患者几天寸步不离时，家里都靠丈夫和婆婆默默操持。在传统语境下，女性似乎天然带有“家庭”属性，往往比男性要承受更多平衡的压力，而李艳的重心则偏向工作。
“顾患者还是顾家庭？很难选，但每个人都要给出自己的答案。我选择了职业良心，这对家人是不公平的。好在丈夫和婆婆都支持我，孩子也比较争气，我还应付得来。”李艳说，十多年的生活中，双方都在努力磨合，对方的性格更细，而她的个性质地更加“坚硬”，慢慢的，形成了男主内、女主外的模式。
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她努力去参与家庭生活，下班就回家，很少外出聚会。一起共进晚餐是最好的治愈时刻，在餐桌上，她不会提及ICU里的焦虑、无奈、恐惧，更多听家人说说一天发生了什么。
“看多了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故事，我对生活的期望值变得非常低，普通人习以为常的日常点滴，对ICU的患者是遥不可及的幸福。所以，家人健康地活着，就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。”

△李艳为患者讲解出院后的注意事项

咬牙迎战才能看到好风景

战“疫”期间，一些患者给李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，在照顾被感染的医生弟弟时自己也得了新冠肺炎，但她没有怨言，十分乐观，顺利痊愈出院。
一位在武汉工作的小伙子，思维清晰，春节回家前一天发现自己发烧，果断退票、自我隔离，隔离期间避免与任何人接触，点外卖就让小哥挂在门把手上，每天监测体温、对症状和用药做详细记录，能清楚回答医生的问题，最终，家人没有一人感染，自己也顺利康复。
新冠病毒掀起了一场战争，医生和患者都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挑战。
李艳喜欢挑战，SARS和新冠肺炎，都不曾让她恐惧。她希望这份勇气能传到儿子身上。
她已经想好了回京后要做的事：带儿子去爬长城，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下午3点开始攀登，在5点左右登顶，那个时候，眼前泼洒着落日金晖、脚下古城墙绵长蜿蜒，一定是诗一般壮阔美丽的景象。她要拍拍气喘吁吁的小伙子，告诉他，人生就像爬长城，咬住牙一步一登高，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。